一

    小时候，我不爱写作业。小学一年级，老师让我们抄词，一篇课文十个词，每个词抄十遍。我自作聪明地认为，老师只看头和尾，于是，只抄头和尾。不幸，事情败露。

    慈悲为怀的老师决定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对着张玲玲的作业本重抄。我抄着抄着，又自作聪明了，偷偷把张玲玲的本子撕掉几页……我妈带我去张玲玲家赔礼道歉。她哭得春潮带雨晚来急。“至于吗？”我的心里充满鄙夷。

    还好，王宁有新科技。他神秘兮兮地说，他抄好几遍拼音，只用一遍的力。他亮出用皮筋绑好的几支笔，如亮一把剑，绑得极稳，笔与笔之间的距离正合适……同学们踊跃地以物易物，但资本主义的萌芽被老师遏止了，王宁被罚站一整天。

    毕业留念册上，大家信誓旦旦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”，可眼泪还没干呢，又雀跃起来：这个暑假没有作业！此前的每个长假，我都在挥霍中开始，在窘迫中结束。开学前几天，比如30日、31日又称暗无天日、夜以继日—我在补作业。我发挥跳着写的超能力，当合上暑假或寒假作业的小册子，顺着切口翻，没发现明显、大块空白处，便双手合十—就算做完了。

    再去补日记，一周一个主题：周一，“今天我打碎一个花瓶”；周二，“想起昨天打碎的花瓶”；周三，“我总结了打碎花瓶的教训”……9月1日，背着总算弄齐的作业去上学，坐在教室里，我恍若重生：竟然……都写完了？

 

二

    上了中学，作业的意义大大丰富。各科课代表都成了助教，各式理由造成的没交作业得先通融助教们，老师那儿才能通融。作为数学助教的同桌，我简直神气活现，同学们抄该门课的作业时碰到我，得有所贿赂，否则……我不能保证助教不知道，助教可是老师身边的人……

    某某的作业只给某某抄。“喂，那个谁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”当事男生伸出拳头晃晃：“再说？再说？”拳头还没收回，脸先红了，倒是绯闻女生抿着嘴笑。

    打电话问作业；住得近的，聚集于一家讨论作业；要好的几个人每天固定对作业。这情谊从后方延伸至前方，考场上使眼色，出了考场对答案的总是这几个作业搭子。

    一学期一次，整洁干净、满是红钩的作业本在学校橱窗里展览。本子下面的指示牌上写着作业本主人的年级、姓名。有个女生其貌不扬，男生们提到她时，却总是流露倾慕：“她的作业参加过展览！”我在心里直跺脚：这有什么啊！

    一夜之间，时尚先锋的标志变成了不写作业。一部分“先锋”呼啸来去，开始混社会，写作业不是江湖人士所为；一部分则带着慵懒的优越感，如语文老师宣布朱小华可以不交作文，英语课代表刘宏盛被免背诵。同学们表面惊呼：“免修！免修！”课后都议论：“谁知道他们背地里偷偷做了多少作业！”

    高二下学期，江湖人士基本绝迹，慵懒的优等生也不说“我回家从不学习”的混账话了。处于中间的，自觉加压，我开始疯狂地背数学书，做所有见到的数学题，然后诚惶诚恐地找数学老师批阅。

    高三，数学老师干脆以作业为课，同学们人手一本蓝色大本子—苏州大学出的数学习题集。数学老师每天都要拍一次胸脯：大本子上的题都会做，你们就能考上大学！一天，阳光斜斜地射在黑板上，他的嘴频繁张合，侧影在我的脑海中永恒定格—真像《机器猫》里的小强。等到尘埃落定、分道扬镳，大家说好一起烧书的，却谁都没再提。我把做了一年的作业本，包括那本蓝色大本子卷起的角一一捋平，再郑重地插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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